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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靈臺歷史上的第一部電視劇《麥客》說起
發表日期:2013年6月27日    文章作者:李永新  瀏覽5968人次

麥客收割小麥

近日在翻閱館藏資料《平涼報》合訂本時,看到了1985720日關于在靈臺拍攝的第一部電視劇《麥客》的新聞報道,引起了我極大的關注和興趣,勾起了我對家鄉獨有的“麥客”現象的一些印像和回憶,這些零碎的片斷和記憶如一張張黑白幻燈片,和當今色彩繽紛的現實畫面串聯起來,在腦海中一遍遍播放,讓人不禁撫今追昔,感慨良多。

電視劇《麥客》由我省秦劇團編劇邵振國同名小說改編,以莊浪麥客為原型,主人公“順昌”是那個時期“麥客”的典型代表,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靈臺糧食連年豐收,平坦坦一望無際的什字塬麥浪滾滾,為劇組拍攝提供了絕好的外景地,劇組的到來,曾令無數靈臺群眾感到新奇和興奮不已。

“麥客”,是人們對甘肅中東部和寧夏一帶農民每年夏收時節,下到陜西關中平原地區割麥子打短工掙錢的人的一種稱呼。由于我國的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形成了各地的小麥成熟時間有很大差異,關中地區的小麥成熟時間要早于甘肅一個多月近兩個月的時間,一些割麥技術好,體力好,吃苦耐勞的甘肅農民在這個季節背起簡單的行囊,三五成群遠赴陜西割麥,用汗水換取微薄的收入,以補貼家用,產麥區的人稱他們為“麥客”,而麥客稱自己去割麥為“趕場”,靈臺叫做“攆場”。他們集中南下,從關中的扶風、岐山一帶開始割起,一路割一路走,自東向西,由南返北,等走到自家門前,家里的麥子也熟了,就這樣,年復一年,像候鳥一樣遷徙游走,幾百年來形成了獨特的“麥客”流動現象。

每年到了麥收時節,在縣城或者鄉鎮一些門店的屋檐下、陰涼處,他們和劇中的主人公“順昌”一樣,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穿著被汗水浸漬得看不清顏色的汗衫,戴著破爛不堪的草帽,背著鐮刀和用裝過化肥的尼龍編織袋做的行囊,或坐或臥,用期盼的眼神打量著每一位雇主。記得那一年我到縣上參加中考,中午在縣城十字街的“大眾食堂”吃飯,這時進來一位“趕場”的大伯,胡子拉碴的,一臉的疲憊和憔悴,找了一個角落的座位坐下,從隨身攜帶的編織袋中掏出炒面袋和用罐頭瓶子做的水杯,到買飯窗口討要了一杯下過面的面湯,用小鐵勺將炒面舀進水杯,和面湯一起攪成糊狀,慢慢的吃了起來,看起來又饑又渴,但每咽下一口都要費很大的勁。當時我看了感到十分震撼,因為來縣城來考試時,我還報怨家里給的盤纏太少了。而那時靈臺國營“大眾食堂”里又便宜又好吃的酸湯素面只要三毛錢一碗。當時就想到農民真苦,我們的父輩也是這樣的農民,來一分錢都很不容易,花錢更是多么珍惜。

“麥客”的首要條件就是能吃苦,割麥子的技術好。關中平原地區麥收時節氣溫高達40度左右,太陽就像要把大地烤著火了一樣,麥趟子上熱浪滾滾,沒有一絲涼風,而那時陜西的麥子遠比我們這里的長勢要好,厚的密密匝匝,這正是考驗一個合格的“麥把式”的關鍵時刻,一個割麥高手講求的是:割的麥茬平整、捆得捆凈謀議干凈利落、麥捆擺放整齊、向前推進得快、中途不歇緩。一般割麥高手割兩三把麥子就能捆一個麥捆,而且地里不遺漏下一棵麥穗。汗水流下來了,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一把,汗衫濕了又干,干了又濕,衣背上形成一道道白色的汗漬痕跡。頂著烈日一口氣把“一耱寬”、一百多步長的地畛子割出到地頭,然后才很自豪地喝下主家送來的“豆豆拌湯”!因為雇主就在地頭看著,只有這樣的表現,才能有下一個雇主請你。

然而,光憑這些還不一定能夠掙回那份屬于自己的血汗錢。俗話說,收麥是“龍口里奪食”,時令性很強,有的因為陰雨天氣影響或者對當地的小麥成熟收割方面的信息掌握不準,往往“踏了背腳”。聽說某個地方小麥黃熟了,“場價”也很好,大家馬不停蹄的趕去,卻發現那里的麥子大部分已經收割完畢或者還未開鐮,又只好心急火燎地向另一個地方趕,卻發現和上一個地方一樣,這樣一來,折騰到底,不但掙不下多少錢,有時連盤纏也掙不夠;有的年份去的人很多,主家把“場價”壓的很低,出了力,也掙不了幾個錢。然而這些還不算什么,更要命的是,在舊社會,“攆場”路上甚至面臨著生和死的考驗。解放前,兵荒馬亂,匪患橫行,平涼一帶的麥客南下關中的必經之路——“羊引關”,曾經是多少麥客的發愁的“鬼門關”,那里地勢險要,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層層密林間常有土匪盤踞和出沒,不少人的血汗錢被打搶一空,有的甚至賠上了身家性命。記的我爺爺小時候曾給我講過一個關于我家親戚的真實故事:我姑父的父親,解放前和他們族兄弟一伙四五個結伴去陜西“攆場”,回來時住宿在崔木的一家小客店,沒有想到晚上遇到了土匪打劫,一伙土匪將他們兄弟五個堵在屋里,其中兩個用槍在門口堵著,另一個進來挨個“刷腰”,當時他們弟兄中一個瞅準機會一下將正在搜身的那個土匪攔腰死死抱住,另兩個迅速將門掩了起來,將拿槍的土匪關在了門外,族兄中一個外號叫做“大騍馬”的,人高馬大,手疾眼快,抓起炕欄桿后面新買的鍘刀刃劈頭就朝這個搜身的土匪砍了下去,一下子把這個土匪的腦袋砍成了兩半,門外的土匪干著急進不來,然后大家迅速用屋內的一切重物將門壓死,一起圈縮在炕角落里的暗處等待天明。然而就這樣到了半夜,我姑父的父親溜下炕來,在地下躺著的土匪尸體上找尋值錢的東西,這時堵在門外的土匪巡著門縫的燈光打進槍來,一槍打在他的右脅下,將我姑父的父親打死了。天亮后,駐守邵寨的靈臺民團聞訊趕到,堵在門口的土匪這才散去,后來在民團的護送下一行幾人才回到家里。歷史上的“麥客”趕場之路,和舊社會我國山西一帶百姓“走西口”一樣,路途上充滿了各種兇險和艱辛,窮困無耐的父老鄉親為了養家糊口,不得年復一年外出“攆場”,用血汗換回幾個零用錢。

解放后,人們的生活仍然還很貧困,我們當地的農民群眾也去“攆場”,其艱辛程度不減當年,但畢竟是新社會了,天下太平,再也不會擔心路上遇到土匪打劫了。

到了十年“文革”時期,由于實行大集體生產和各處對外流人口的嚴格查禁,“麥客”遷徙現象大幅度減少甚至絕跡。

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民重新獲得了自由,而那時農業機械普及率還不高,“麥客”大遷徙的現象又出現了一個高峰,許多本地農民在自家麥子尚未成熟的前,結伙外出,重新踏上了祖輩走過的 “趕場”之路。《麥客》這部電視劇就是在這種社會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可以說真實的描寫了當時西北農民生活生產現狀,反映了改革開放初期禁錮被解除后農民走向外部世界的心路歷程,全面展示了傳承百年的“麥客”文化。

進入九十年代后,農業機械化有了一定發展,收割機的應用得到普及,南下關中“攆場”的“麥客”常常在和“鋼鐵麥客”的遭遇戰中敗下陣來,后來去的人越來越少,少部分去的人也主要是收割那些間作套種地里的麥子。而到了我們這里打碾時節,從陜西北上趕場的“麥客”就來了,他們可不是來割麥子的,而是來“碾場”的,小四輪后面帶著的大碌碡在麥場上飛跑,震得腳下的場面轟隆隆,碾場又快又好,有的后面還帶著鐵碌碡,據說里面注滿了水。不過這種現象持續了沒幾年,當地群眾也有了這種帶著的大碌碡的小四輪后,陜西“碾場”的就不來了。

近年來,國家加大了農機具的購機補貼力度,播種機、收割機、覆膜機、旋耕機……各種農用機械走進了靈臺農民家庭。素有“隴東小糧倉”之稱的靈臺縣,至2009年底,全縣各類農業機械擁有量達到2.49萬臺(),農業機械總動力達到8.39萬千瓦,年農機總作業量達到1016萬標畝,綜合機械化水平達到46%大小各種類型的收割機具械滿足了人們的生產需求,歷史上大規模季節性流動的人力“麥客”大軍已經銷聲匿跡,代之而來的是大型聯合收割機跨區作業,每年麥收時節,富起來的“麥客”的后代們,駕駛著他們的“鋼鐵麥客”奔赴麥熟區“趕場”,有的轉戰幾個省,行程數千公里,收入幾萬元。政府會給他們開通綠色通道,免收過橋費、高速公路通行費、提供農機具維修服務。他們“趕場”的步子邁得更加堅定和自信腳步,遠比自己的祖輩、父輩、比“順昌娃”的趕場之路走得更遠,更加順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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